上图：位于秦晋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冬日景观壮美。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下图：黄河老腔艺人在陕西潼关古城前演出。 　　记者 姜 峰摄

位于陕西省延川县与山西省永和县交界的黄河乾坤湾。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引子

　　冬走黄河，驰骋万里，看它西决昆仑，东袭黄土，铁笔如椽向北勾出一个大“几”字，浊浪直抵秦汉长城。关风凛冽，当长河“几”字回环而下，那黄土色的淋漓墨迹，便是中游。

　　“黄河”本不姓“黄”。秦汉之前的典籍里，“河”是它唯一本名，晋陕之间森林翳天，“河水清且涟猗”。伐檀声中，清流渐渐变浊，更名“黄河”。

　　“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

　　行走黄河，记者一路目睹，“河”从中游被涤染成“黄”，其易淤易决，源于黄土高原往往暴雨成洪。入黄泥沙的91%，就来自64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泥沙淤进下游，悬河日高，“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侵淮夺泗，更夺了济水故道，把济南城的“户籍”，改成了黄河。

　　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最长也只实现大约30年没决口。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安澜七十载。治黄必治沙，记者一路追寻奇迹之源，聆听九曲黄河新涛声。

　　

　　治沙

　　从“一碗河水半碗沙”，到“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

　　“治水不治沙，万事一场空。”甫见面，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副局长鲁胜力便说了句“行话”。

　　数据最有说服力：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至晋陕交界的禹门口，沙量一度占到全河的55%。“一碗河水半碗沙”，此言不虚。

　　治黄必治沙，87岁的徐乃民颇有发言权。在陕西榆林市绥德县，他与水土流失较了一辈子劲。

　　那是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筹建陕北水土保持推广站（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前身）。时年20岁的徐乃民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背上行囊从西安直奔绥德。

　　当时条件艰苦，有信天游为证：“背靠黄河面对着天，陕北的山来套着山。翻了道圪梁拐了道弯，满眼眼都是黄土山。”

　　徐乃民硬是在绥德扎下了根。从技术员干起，一直做到试验站总工程师，一辈子再没离开过这片黄土圪梁，天天就琢磨一件事：淤地坝。

　　21年前记者曾与徐乃民畅聊。在子洲县黄土洼流域沟底，他发现暴雨冲积而成的天然坝居然淤出了一些良田，由此尝试用水力冲填淤坝的方法，反复试验，成功后进行推广。

　　而今，黄土高原已有5万多座淤地坝，既能拦截泥沙、保持水土，又能淤地造田、增产粮食，从源头上封堵了向下游输送泥沙的通道。用榆林横山区赵石畔镇鲁明珍老人的话说，“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从前旱了涝了，坡地颗粒无收，现在有了淤地坝，那坝田就是活命田、金饭碗！”

　　几十年来，徐乃民和同事们边试验边总结，从打地埂到坡式梯田，从水平梯田到旱井，探索出一整套坡面治理的经验模式。“说经验谈不上，根本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尊重规律，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徐乃民说。

　　无数的徐乃民们在这片黄土地扎根，同时扎下的还有沟道坝系、坡改梯、小流域治理等治黄“实招”。

　　多年之后，“实招”见效，黄河从陕北流到关中壶口，入黄泥沙逐年减少。在山西吉县壶口瀑布景区工作的赵峰感触最深，“终于敢穿着白衬衫上班了！”

　　5年前，他在瀑布边给游客讲解，身上到处都是泥点子。如今，不少游客看完还纳闷，“黄河怎么没了想象中的‘黄’？”

　　近年来，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取得成效：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近22万平方公里；20余年间，平均每年拦减入黄泥沙4亿多吨，有效减缓下游河床淤积抬高速度；统筹推进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淤地坝建设、坡耕地整治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增加优质耕地330多万亩；星罗棋布的涝池、塘坝以及水窖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为黄土高原的乡村注入水源，助力250多万农民逐步摆脱贫困……

　　沉甸甸的数字里，藏着一部治黄的时代史诗！

　　植绿

　　从“砒砂岩四处游走”，到“带走‘乌金’，留下‘绿金’”

　　黄河上游来的是清水，中游甩出的是泥沙，赖在河床冲不走的，往往是粒径大于5毫米的粗砂。

　　20多年前，就是这小小的粗砂，让位于黄河大“几”字右上拐弯怀抱处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黯然失色。作为黄河粗泥沙的集中来源区，这里曾分布着大片的砒砂岩。

　　1999年，本报“行走黄河”采访组来到这里，写下这样一段采访笔记：“砒砂岩，是岩石风化而成。干旱时，它待在那儿与岩石没什么两样。遇到雨水却顿时融化如酥，散作无数粗砂，涌向下游，并最后凝固于下游的河床之上。”“砒砂岩四处游走，吞吃各处的庄稼与树、草等植被。”

　　这些年来，人们探索出治理砒砂岩的方法——种植沙棘。

　　2019年冬，记者重访准格尔旗暖水乡圪秋沟，但见沙棘漫山遍野，蚯蚓般的根系牢牢抓住从前随暴雨四散奔逃的粗砂，束缚住了砒砂岩的滋生。长上几年，沙棘林内会冒出星星点点的浮土。油松、榆树梅、山桃，还有袅娜的丁香，也随着沙棘扎根生长……

　　准格尔旗有位名叫吕世光的八旬老汉，也和入黄泥沙较了一辈子劲。老人不识字，打小就是个“不称职”的羊倌，“不管咋个放，大羊不过十来斤。”这也怨不得他，新中国成立前准格尔旗森林覆盖率不到1%，啃不上草，羊儿咋能长肥？

　　改革开放之初，吕世光出任准格尔旗巴润哈岱乡党委书记，“学着人家打淤地坝，又苦又难，但咱不怕！”10年下来，全乡植被覆盖率提升65个百分点，乡亲们种上了坝田、梯田、水田，“三田书记”一时声名远扬。退休后，他还带人在西起呼太河、东至黄河滩约70公里长的流域内种了40多万棵树。

　　鄂尔多斯高原，有说不完的“吕世光”。几十年来，一茬接着一茬搞绿化，一张蓝图绘到底：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2018年，准格尔旗的森林覆盖率达35.3%，植被覆盖率超过70%。

　　2012年，准格尔旗荣获全国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旗）——这片过去被戏称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区域，终于扬眉吐气。

　　不只是植绿，这里还在奏响新的“治黄”变奏曲：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正加紧编制未来15年的旱作梯田、淤地坝建设规划，“除对现有工程除险加固、改造升级外，新项目突出村镇就近原则、配套同步推进。”鲁胜力介绍，“以前关注拦沙蓄水，将来考虑治理利用兼顾，水土保持项目建设也要高质量发展。”

　　既要护好“盆”里的水，也要管好盛水的“盆”——“利用卫星影像监测地面扰动，图斑精度能聚焦到1.5亩，差不多也就两个篮球场大。”这两年再不用追着煤矿跑，黄河水利委员会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监督局局长喻权刚给记者介绍天地一体化监管。

　　准格尔旗所处的晋陕蒙接壤地区，煤炭等资源富集，被称为能源“金三角”，但同时也是黄河“沙三角”。“乌金”与黄土，开发与治理，如何协调？两张这里的夏季航拍照片令人欣慰：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复垦区，像倒覆的海螺，草木勾画出层层绿纹；黑岱沟露天煤矿复垦区，则如一只扇贝，贝壳上已是绿连阡陌。

　　国家能源准能集团发展思路清晰：建设伊始，就将开采与绿化同步进行。截至2018年，对开采后露天矿区完成复垦2739.28公顷，种植各种乔灌木6504.3万株，地被植物17.13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达80%以上，矿区复垦率达到100%。

　　“带走‘乌金’，留下‘绿金’。”这里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退了休的吕世光不爱住县城，就守着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沟门村的乡下老宅，舒坦！村外，雄赳赳飞架山塬的铁路桥，轰隆隆驶过一串望不到尾的运煤火车；塬上，是他和乡亲们种下的油松林，如今已长到近两米高……

　　修复

　　从“黄金开路、黄河让路”，到“旧账要还上，新账更不能欠”

　　新局长刚到任，律师团就堵上了门，“动我金饭碗，给你下马威！”

　　临危受命，从河南三门峡市信访局副局长“跨界”调任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骆雪峰直言硬骨头难啃：“关停小秦岭金矿，无异于砸人饭碗！”

　　登高小秦岭，俯瞰晋陕豫：黄河在这里拖曳出“几”字的最后一弯。

　　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最多时小秦岭曾涌进十万“淘金客”。一度流传这样的段子：跟当地人握手，指甲缝都能抠出金星子。

　　粗放开发，留下污染。近日记者顶风冒雪攀上小秦岭，山路崎岖，晃过众多供着山神像的崖壁，也晃过当年采金的矿洞。“这矿洞，前前后后挖了521个，坑道最深的能绵延10公里！”保护区老职工李保祥告诉记者，当年，一边挖金，一边弃渣，废矿渣撂到山谷，最多时堆了2580万吨。

　　2016年，履新不到20天，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就被原环保部约谈：限期3年，小秦岭保护区矿权退出、设施撤除、人员撤离、全部修复！

　　“小秦岭是压在市委市政府头上的‘火山’，只能背水一战。”刘南昌对记者说。骆雪峰一度急得失眠：“刘书记，干不好我只能引咎辞职。”

　　“辞职？咱俩等着被问责！”刘南昌回应。

　　立下军令状，可治理谈何容易！30多年来，小秦岭历经治理整顿19次，但每次治理整顿过后，依旧“黄金开路、黄河让路”。而今动真碰硬大不同。

　　首在政策刚性。生态保护红线成为不容触碰的底线，这给了刘南昌、骆雪峰背水一战的最大底气。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修复。刘南昌直接给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领导写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壮士断腕、坚决清退，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矿权全部退出，521个坑口用钢筋水泥封堵，设施拆除、人员分流，520万吨矿渣清运下山。

　　“拉了13万车啊，连在一起近千公里，能从这里排到北京。”骆雪峰算着账。剩下2060万吨拉不走的矿渣，筑墙固渣、覆土植树，“工程+生物”治理措施齐上。

　　其次，在体制改革。“再不能靠山吃山！”刘南昌介绍，2018年起，三门峡市每年拿出3000万元，将小秦岭保护区200多名在职干部职工全部纳入财政供养。“解决后顾之忧，打造一支冲锋在前的生态铁军。”

　　2018年4月，小秦岭治理攻坚期，这200多人都没休假。清明节前，提早祭拜完先人就全部进山，在矿渣上种树。矿山修复是世界性难题，已届退休的李保祥和工友们“屡败屡战”，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小秦岭经验”：降坡、修排水渠、覆土、覆网、挖坑、铺无纺布、栽树、撑竹竿……

　　几年下来，修复面积124万平方米，栽树72万株，小秦岭重披绿装。

　　砸了采矿金饭碗，保障就业、植树复绿这一桩桩，钱从何来？转变发展方式，更深刻的变革已在路上。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三门峡一次签下50亿元订单。“金矿关了，产业未辍，我们利用国际市场，多元化解决原料来源。”刘南昌告诉记者，2018年全市黄金产量99.99吨，原料九成靠进口。

　　冶炼技术也在升级迭代：以前用氰化钾、汞冶炼，现在活法冶炼全封闭，有害气体不外泄；以前排污入黄，现在达标处理；以前矿渣是废料，现在将19种金属吃干榨净、变废为宝……“旧账要还上，新账更不能欠，不是不发展了，而是谋求发展的高质量。”刘南昌语气坚定。

　　不独小秦岭，陕西府谷县黄河入陕第一湾，大小采砂船曾如过江之鲫，而今基本消失；在黄河的二级支流老蟒河，小造纸厂销声匿迹，曾经的劣五类水变成二类水……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理念，正在黄河沿岸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新路

　　从年复一年在黄土里刨食，到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禹门口下，谒太史公祠“通古今之变”；永济城外，登楼曰鹳雀“欲穷千里目”；风陵古渡，踟蹰山河表里潼关路；渭水入黄，淘尽绝代风华十三朝——行走大河中游，如入华夏文明“金三角”。

　　然而，黄河岸边，也曾有纠缠不去的贫困。

　　出陕入晋，壶口瀑布之侧的人祖山下，邂逅苹果城山西吉县。

　　山大谷深，塬岭纵横，人均两亩耕地，年复一年在黄土里刨食。20年前，县上动员“大栽苹果树”。

　　政府并非突发奇想：试种成功，品质颇佳，四处调研，产业看好。可农民疑惑：地里种树咱吃啥？挂果咋得三五年，市场销路谁保证？

　　县里免费发放果树苗，干部上门督促，村民拗不过，来了招“白天栽树、晚上拔苗”。吉县果业服务中心主任丁宏苦笑，“有人搞套种，只顾庄稼不管果，庄稼长得比果树还高。” 

　　社堤村有个陈万森，第一个“吃螃蟹”。参过军、见过世面的老父亲都急了：“家里地，分两半，你栽你的苹果，我种我的庄稼！”

　　陈万森没少受“煎熬”，3年后挂了果，一棵果树收入顶上一亩小麦，老爷子再没言语，来年也改种苹果。 

　　黄河总在眷顾她的儿女。深厚的黄土、海拔、温差都刚刚好，让吉县成为全国苹果最佳优生区之一。近年来，吉县又建立起县乡村三级技术体系，“1个专家库、8个技术组、80个指导队”，义务服务果农。

　　如今，吉县拥有果库40家、果品深加工和包装企业17家。小小苹果，为这个曾经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贡献年产值10亿元。“我们现在是5个80%！”丁宏自豪地说，“80%的土地种苹果，80%的行政村是苹果专业村，80%的农民从事苹果相关产业，80%的村民收入来自苹果，80%的贫困户依托苹果产业脱贫。”

　　一棵棵苹果树，从山西临汾、运城种到陕西延安、渭南，红遍两岸、绿了山川、富了乡亲。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黄河两岸不断延展。

　　“伙计们！”

　　“诶！”

　　“操练起来！”

　　惊木砸向板凳，板胡、月琴齐响，伴着船工号子，在潼关古城景区大门，铿锵豪迈的黄河老腔，“吼”出一场别样的“摇滚入城式”。

　　潼关肉夹馍飘香，风陵渡口、古城街区、湿地公园有模有样，陕西省面积最大、文物最多、布展形式最丰富的县级博物馆——潼关博物馆每日游客络绎不绝。数年间，潼关县因地制宜，培育文旅经济，2018年接待游客699.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4.49亿元，新的产业支柱初露峥嵘。

　　不再“靠矿吃矿”的三门峡，也交出一张新名片。

　　料峭冬日，黄河湿地仍人流如织，都是冲天鹅来的。记者到访那天，飞来越冬的天鹅近7000只。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三门峡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高如意说：“从前这是条臭水沟，别说天鹅，人都绕着走。”如今天鹅很受宠，为它们清淤、清污、撒饲料，恨不能给它们发张“永久居住证”。

　　好生态，让黄河安澜，也让黄河人安心发展……

　　（记者季觉苏参与采写）

　　《 人民日报 》（ 2020年01月10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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