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行走黄河"采访札记之西宁篇:三个人与三江源保护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

2019年10月15日10:54  来源:人民网
 

嘎玛曲卓、李才让措和李晓南,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他们,为了三江源保护,用各自的方式奋斗着。

黄河源头病了,“谁保护不好,就是历史的罪人”

童年的远徙,虽然画面模糊,总有几个片段深印在脑海:

大车上堆满旧物什,草原渐远,群山渐近,最后是一望无垠的旷野,和成排的砖瓦新房……

当时只有8岁的嘎玛曲卓,数年后才将记忆与现实连通:那片草原叫唐古拉,她的先辈世代生于斯长于斯;莽莽群山叫昆仑,山外有个格尔木;她曾经的身份是牧民,搬迁的新家园刻着故乡的根——长江源村。

那是2004年。“生态移民”这个“新词”,让嘎玛曲卓的父辈面临艰难选择。

难舍故土,但现实令这些牧民担忧:同一片草场,上世纪70年代,“养活三四百头牦牛都富裕”,现在“连一百头牛都喂不饱”,而且“头年旱、来年涝、老鼠满山跑”。

生态愈发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最严重的一次雪灾,当地牲畜死亡超七成,“幸存牛羊没吃的,互相把毛都啃光了。”

忧虑的还有李才让措。

到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草原监理站工作四年,她目睹了玛多的生态状况不断恶化,在2004年已跌到谷底。

“由于长期过度放牧等因素,全县70%的草地都退化了,还以每年2.6%的速度沙化”,从县城到黄河之源鄂陵湖的一路上,草原斑秃“千疮百孔”,每平方米草地都寻不到几根草,“甚至整年都在刮风沙,沙子打到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

有着“千湖之县”美誉的玛多,全县湖泊数量一度从4077个锐减到1800个。

直觉告诉李才让措:黄河源头,病了。

当年前后有两则新闻,让全国的目光聚焦到青海:

第一则,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历史上首次断流;

第二则,2005年,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对“中华水塔”开展人工干预、应急保护。

这一年,任青海省玉树州委常委、囊谦县委书记的李晓南,接到了“紧急任命”:履新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肩负起一期工程总协调的重任。

这一年,国家投资75亿元正式启动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对这个重要水源涵养地进行人工干预应急式保护,青海在环境“倒逼”下开始“铁腕”治理,对包括玛多在内的4州17县市全面实施了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移民搬迁、湿地保护、人工增雨、工程灭鼠等项目。

“保护不好三江源,就是历史的罪人”,李晓南语带严峻。

生态移民,支持三江源开启“国家公园”改革新时代

考驾照跑运输、学手艺开店面……唐古拉山6个村自愿搬迁的首批128户“生态移民”,放下牧鞭开始了艰难的角色转型。

“生态移民”是好听的。“如果不是草场严重退化、日子实在过不下去,谁愿意离开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家园,去当外人眼里的‘生态难民’?!”嘎玛曲卓见证了父辈的不易。

岂止长江源村。“玛多县可利用草场3378万亩,对其中2511万亩退化草场全部禁牧,剩下的按照草畜平衡原则,对不超载放牧予以奖补。”李才让措也见证了黄河之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移民,“按照牧民自愿原则,先后有585户2334人搬迁到外地州县,甚至有人远涉西藏四川投亲靠友,并发放不同等级安家补贴,位于黄河源头核心区的扎陵湖乡、黄河乡,移民人口占到了当地总人口的近一半。”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三江源终于迎来重生:一期工程实施十年后的2015年,三江源各类草地产草量提高30%,土壤保持量增幅达32.5%,百万亩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度由不到20%增加到80%以上;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近十万牧民放下牧鞭转产创业,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4%。

也是在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首个试点,三江源正式开启了“国家公园”改革新时代。

一期工程收效明显,为何还要试点建设国家公园?

李晓南总忘不了,十年前履新之初,他曾整整三天没上班:“三天都躲在家里,把工程规划来来回回研究了七八遍,如果不理出个头绪,我这个协调部门咋干?别人来谈工作我咋回答?”

为啥这般犯难?

“三江源治理有‘三多’:第一,地区多,一期工程实施范围涉及4州17县市,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这样的治理规模世界罕见;第二,治理项目多,包括退牧还草、水土保持等22项工程1041个子项目;第三,牵涉部门多,项目又要归口到省发改、农牧、林业、环保、科技、财政等各个厅局。”

李晓南三天“面壁苦思”,终于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一句话,上头有各个厅局,下头有各级州县,我这个协调部门如果不把分散在各级各部门的职能整合起来,三江源治理项目就无法落地。”

面壁图破壁:李晓南先后制订8个三江源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和细则,从项目组织、资金管理、检查验收各个方面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协调,最终确保了一期工程顺利实施——当年为推进工程而进行的职能整合尝试,已可见国家公园体制的影子;职能整合背后的动因,更可见国家公园体制的初心。

“千湖之县”美景重现,而且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16年,李才让措换了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大队副队长。

这位队长“权力大”:草原监理、国土执法、环境执法、渔政执法等,都归她管。

“十九大提出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体制改革改什么?这就点到了生态文明建设最大的体制短板: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李晓南用一句话概括,“谁都在管,谁也管不全,谁也管不到底!”

目前,我国已形成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风景名胜区等10多类保护地在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数量上万个。“随着美丽中国建设走向深入,破解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等体制弊端已迫在眉睫”,2016年,微信昵称为“江源石”的李晓南,履新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首任局长。

没有现成经验,没有借鉴模式,青海大胆“破冰”,用改革和担当的精神闯出了新路子、开出了新气象: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下,成立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对长江源所涉治多县、曲麻莱县、黄河源所涉玛多县、澜沧江源所涉杂多县等4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将县级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分别整合为管委会下设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资源环境执法局,明确了管委会和地方政府权责。

过去李才让措在草原监理站,“草原监督执法、打击破坏草场行为是我的职责,而国土执法管的是土地、矿产,打击非法占地、盗采是国土的事儿,水污染有环保执法,水土保持有水利执法,非法捕捞河湖里的湟鱼,又是渔政执法管,这些部门各自对接上级系统的工作,谁也不会‘越界’。”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的组建,“国土、环保、水利、林业等县级主管部门一体纳入管委会,整合下设为管委会下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同时县森林公安、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执法机构,也整合成管委会下的资源环境执法局一家,‘九龙’变成了‘一龙’,成立一年半就查处了31起案件,执法效率大大提高!”

改革正走向深入。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同期,李晓南履新青海省林草局局长,一张“青海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的更大蓝图在徐徐铺开。

人努力,天帮忙。去年,玛多县降水量是往年同期两成以上,全县湖泊数已有5050个。“不仅‘千湖之县’美景重现,而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李才让措笑了。

已经23岁的嘎玛曲卓,如今每个月都要备好行囊,翻越昆仑山、重返唐古拉。

返乡不是为了省亲。刚刚成为湿地生态管护员的她,领着工资,忙于监测环境变化和动植物数据,及监督采石挖沙等破坏生态的行为。目前青海省已有近4万名生态管护员通过聘用、培训全部上岗,长江源村的生态管护员基本做到每户覆盖一人,生态补偿和奖补政策让它先后添了117户的新移民。越来越多的“嘎玛曲卓们”正从昔日的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和红利共享者。

昆仑南北,一来一回,勾连起三江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进入专题查看更多

(责编:曾帆、唐嘉艺)

相关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