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黄河宁则天下宁，黄河不靖则天下忧心。治理黄河，历来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1999年5月10日至6月13日，人民日报社“行走黄河”采访组，逆黄河而上，就黄河流域的防汛、断流、污染、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文化承续等课题进行采访活动，刊发了上百篇、十余万字的文字和约200幅图片。

20年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人民日报社重启“行走黄河”大型融媒体报道，在“2019行走黄河”活动启动之际，人民网将“行走黄河”系列报道重新整理发布，以帮助网友更好了解黄河以及黄河治理情况。

1999年5月30日 星期日 多云 28-15摄氏度 绥德-米脂-榆林 行程120公里

今日采访内容：上午采访黄委绥德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的流域治理示范点——韭园沟的沟道骨干工程；中午顺访位于米脂的闯王李自成行宫；下午抵榆林，与榆林地区水利局同志接洽，下榻榆林宾馆；晚，采访黄委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监督局副局长王志意等人。

越往北边走，山上的植被越稀少。在吉县，在延安，间或还能看见绿荫如帽的山坡，而走进无定河畔的绥德、米脂，绿色越来越稀疏，漫山遍野的黄尘，风一刮就飞旋着满天游走，偶然有几丛灌木，像是被丢弃在漫漫黄尘之中几绺枯焦的乱发。著名的无定河，如这里所有的河流一样，只剩下若断若续的涓涓细流。

我们进入了黄土与沙漠的结合部。

修水平梯田、打坝淤地、在水平阶及鱼鳞坑内植树造林……一路上，我们对这些黄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的“经典做法”已是耳熟能详、见惯不怪了。但还一直有个疑问：这些做法怎么来的？

今天我们找到了它们在陕北的“源头”——绥德科学实验站。

这个成立于1952年的实验站着实功不可没。他们早在50年代就以韭园沟流域为实验点，进行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1956年，人民日报还以《韭园沟不再向黄河输送泥沙》为题报道了他们的成果（可惜的是，报道刚发，他们的一些骨干坝便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冲毁了）。他们的得意之笔，一是打淤地坝，使沟底变成良田；二是修水平梯田，使山坡的水土保持率接近100%。

在韭园沟，正赶上刘家坪坝的施工，这个坝算是个中型的骨干坝，造价60多万元，钱是国家拿的，农民只管投劳。在那里巧遇退休返聘的徐乃民，正在帮忙解决施工难题。他是这个站的元老。据他说，淤地坝是受了老天的“启发”——在子洲县的黄土洼流域的沟底，他们发现了一些由暴雨冲刷淤积而成的天然坝，居然淤出了不少好地。他们由此发明出水力冲填淤坝等办法，并把淤地坝的做法向整个陕北推开。

站在陕北第一坝——马连沟坝（它的原型已在1977年的洪水中冲垮，这是后来复建的）的面前，真有肃然起敬之感。黄土高原之所以还能养活这么多黄河的子民，它和它的推广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徐乃民说，当时实验站的同志打出坝来，当地百姓很不以为然。那年雨季到来，老乡都站在山梁上，看着这座坝，认定它一定会被山洪冲垮。结果它挺住了，当年就淤出一片良田（暴雨来时，山茆与山坡上泥沙俱下，往往经过沟底冲入支流，汇入黄河。这一下被淤地坝一挡，水道变宽，水流渐缓，肥沃的泥沙淤积于沟底，清水经溢洪道流走，沟底则“变”出良田）。但这田老乡都不肯去种，徐乃民他们就赶着骡子去种地，秋后的丰收使农民信服了，“公家能行”。第二年都抢着种这地。如今，光是榆林地区就有三万多座淤地坝。

至于水平梯田，陕北水土保持的历史上更应该记下徐乃民一笔。原先实验站只是在山坡上打堵坡地埂，希望靠雨淤平，但淤积速度很慢，难以改变坡地种田耐不住水冲的性质。1956年，23岁的徐乃民到米脂县的杜家石沟流域调查堵坡地埂的情况，无意中发现那里的农民修了一片平展展的梯田。这使他脑子中灵光一现：这办法中！梯田是平的，大雨完全落在田里，不会顺坡挟泥沙而下……他极兴奋地当天就拿过一张16开的稿纸，将他的发现及想法写下来，并上报到黄委。这年的下半年，大修梯田的办法开始被迅速推广——或许可以说，就是这一页纸，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陕北的命运。

而今陕北地区的良田由三个部分组成：淤地坝田、水平梯田、沟道川地（接近河汊的水浇地，但数量极少）。我们沿途看到，大部分丘陵都有修梯田的痕迹，许多沟底都一级一级地垒着坝子。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徐乃民们，陕北会是个什么样子？饥民遍野？打家劫舍？

66岁的徐乃民，是实验站200多号人中唯一一个领取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的人，但看去他已经与陕北农民没什么区别，从沧桑的外貌到朴实的性格。18岁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他就来到在陕北的山与沟之间奔走了40多年，在这片土地上生了6个娃娃。他的续弦妻子就是当地妇女。

学了水土保持这一行，就注定了像陕北农民一样要同黄土打一辈子交道。50年代的绥德，是一个极穷的僻壤，而几十个知识分子就在这里扎下根来，苦心孤诣地琢磨，怎么能让这里已经十分贫瘠的水土不再流失，让农民能在这片穷山恶水之中填饱肚子。

这真的是一种伟大的牺牲！“献了青春献子孙”，差可写照。绥德站的许多青年人，原就是绥德站的子孙。

现在，实验站也有头疼事。从五十年代的30多人，增加到而今的200多人，但本科以上的研究人员才20来个，算上大专，也不到50人。大多是行政管理人员，党政工青妇都有专职人员。相反，却接不到足够的科研项目，阶段性“断奶”后，日子更是难过，不得不剥离出五六十人去搞经营——在刘家坪坝施工的推土机手们，就是这个实验站的职工，从前他们都是雇当地农民干这事儿，如今却把这活儿宝贝似地接过来。当然，又是建坝的设计者，又是施工的承包者，恐怕也不是一件合适的事儿。（记者 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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