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一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抉择，为青岛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在青岛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更是最为突出的比较优势。正是海尔、海信、青啤、中车四方等卓越的制造企业，以及门类齐全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确立着青岛经济的高度，夯实了青岛经济的厚度。青岛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打造城市竞争新优势，就必须全力提升“青岛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把“青岛制造”叫得更响！

叫响“青岛制造”，企业必须坚定地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全力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以数据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变革，是全球制造业的“共答题”。以往我们依赖的“后发优势”不再明显；跟随、模仿靠成本、规模制胜的老路也再难走通。青岛企业必须要有能力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日益严峻的“双向挤压”——在中低端领域与发展中国家拼低成本、低价格；在中高端领域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国标标准。

就在当下，诸多优秀企业已经树立了榜样。依靠商业模式创新，海尔成为了时代变革的“引领者”，搭建的互联网工业平台已成为行业公认极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中车四方则成功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超越之路。置身变革，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青岛企业加入其中，进而在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构建日益强大的“青岛方阵”。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经济系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生态，叫响“青岛制造”不能单纯依靠企业的单兵突进，更需要营造良好的外在环境。人才引进的障碍、融资的“脱实入虚”，以及制度环境、法制建设方面的不足，都会拖慢、迟滞升级的步伐。与突破技术、创新这些显性的瓶颈一样，降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不断推高交易成本的隐性制度成本同样重要。

因此，政府在给出合理的中长期规划，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释放具有助推性质的“政策红利”的同时，更要通过改革不断减除原本虚高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通过“政府让利”打造更可持续的“制度红利”。就在不久前，青岛接连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青岛市行动纲要》和《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的意见》，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同时发力。当然，环境营造不可能一蹴而就。遵循市场规律，我们需要继续推出类似的实招、大招。

叫响“青岛制造”，还必须注重保护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经济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主体。正如熊彼特所言，很大程度上正是企业家独特的“创造性破坏”的能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日益闪亮的“青岛制造”就得益于一批批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现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下的制造业升级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决策的不确定性和周期都在增加，对于企业家特别是对于企业家的预期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强烈。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家又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也最有能力在全球进行“配置”、用脚投票。因此，为企业家营造一个“法治、透明、公平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给他们吃下“定心丸”，给他们舞台，坚定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直以来，青岛对企业家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在发展过程中都能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尊重企业家的选择。面对新一轮发展机遇，如果我们进一步在体制机制层面深化改革，把“亲”“清”的政商关系打造成又一个闪亮的“青岛品牌”，那么“青岛制造”的升级之路，一定会事半功倍。

新时代的使命已然在召唤。聚力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们唯有奋发有为，把“青岛制造”叫得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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