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白求恩医院故地，传承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这里现在还有狼吗？”这是安达猛在葛公村遇见老乡时常问的一句话。

9月中旬，出席“白求恩精神与我们的时代”论坛的20多位国际友人沿着白求恩、柯棣华当年战斗的足迹来到河北省唐县葛公村。

在他们当中有两位日本友人显得格外激动，这是他们在阔别68年后第一次重回葛公村。他们是日籍八路军后代，一位是佐虅正胜先生，另一位就是照片中头戴牛仔帽的安达猛先生，他在与老乡们攀谈时总会两腿弯曲、手臂屈肘、两手上下晃动着，用一口流利的汉语绘声绘色地问道，“这里现在还有狼吗？

1939年11月14日，安达猛出生在张家口察哈尔省立医院。其父安达仁（原名安达次郎），1932年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40年在石家庄开办医学专科学校和私人诊所。他热爱中国，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把救死扶伤，尤其把救治抗战伤员作为自己的天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安达仁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党组织的安排下，携带家人和他的全部医疗器械来到解放区，成为八路军的一名外科军医，曾任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院外科医生、解放军华北医科大学外科主任、第一军医大学外科主任，医院的同事和伤病员都亲切地称呼他“安达教授”。

1946年春，6岁的安达猛与哥哥安达勇等十几位日籍医生的孩子在八路军战士的护送下，从张家口出发绕过敌军的封锁线来到相对安全的葛公村。

葛公村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柯棣华都曾在这里抢救过八路军伤病员，至今村里仍保留着白求恩做手术的戏台。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去世后，为了纪念白求恩，于1940年初，将建在葛公村的原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及附属医院分别更名为白求恩学校和白求恩医院。现在村里有保存完好的白求恩学校和白求恩医院旧址，还有柯棣华广场及柯棣华逝世纪念地。

据安达猛回忆，那时的葛公村，夜晚常会听见远处传来凄厉的狼嚎，天亮后村民往往发现他们饲养的家畜被狼偷袭，于是村民们组织起来手持棍棒，蹲守在狼群出没的地方保护家畜。对这些全然不知的安达猛有一天肚子饿得难受，夜幕中独自跑到地里“偷”红薯充饥，顽皮的他刚一钻进地里，便被村民逮个正着，当头一棒把安达猛打得头破血流，正好被前来寻找儿子的安达仁发现并阻止，他立即把奄奄一息的安达猛抱回白求恩医院，亲自缝合处理伤口。

第二天几个冒失的村民提着一篮鸡蛋、红枣前来白求恩医院看望安达猛，并当面向安达教授道歉。安达教授表示“不知者不罪”，并说是自己没有看管好孩子，劝村民不必在意。静养几天后安达猛又活蹦乱跳出现在村里。

在讲述“偷”红薯的往事时，安达猛一边哈哈地笑个不停，一边用手顶开头上的牛仔帽，指着额头说，“我头上的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

1947年3月，晋察冀军区党委提出，要变“藏子于民”为“育孩有校”，把随军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安达猛与小伙伴们在葛公村生活一年后，也转移到阜平县，进入荣臻小学读书。“那时荣臻小学的课本，全是老师亲自用手抄写的。也没有固定的教室，常在田间地头或山洞里上课。有时还要随部队转移，学校几经迁移，记不清楚都到过哪些地方，简直就是一所流动学校。”安达猛回忆道。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荣臻小学的师生从石家庄鹿泉出发，途经保定，进入北平，入城后荣臻小学改名为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即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前身。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受阅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后，安达猛和其他来自八一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手举花束，欢呼雀跃地拥向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开国元勋挥手致敬。安达猛至今还记得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说到兴奋时安达猛用湖南话学道。

回忆起在中国这段难忘的经历，76岁的安达猛禁不住热泪盈眶。

1953年8月，14岁的安达猛随父母全家回到日本。“从小生长在中国，刚回国时不会说日语。”安达猛说，后来又进了日本的学校重新学习日语。大学毕业后在东京成田机场任航空管制官。他虽没有子承父业仁心行医，但多年来一直在从事中日友好交流活动。特别是他父亲于1981年去世后，安达猛更积极往来于中日之间，促进中日友好交流。

三天的行程即将结束前，9月13日晚，在解放军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举行的缅怀援华抗战友人交流会上，安达猛说，9.3阅兵，我看见“白求恩医疗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时，心情十分激动，想起了66年前的开国大典。“我们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影响下，各自在工作岗位上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作为日籍八路军的后代，不忘父辈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承前启后，为中日友好继续努力！”这位日籍八路军后代说道。（徐红恩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