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家、作家、诗人冯至

     冯至（１９０５———１９９３）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诗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冯至原名冯承植，字君培。出生于河北涿州。１９２１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德文系学习。课余从事诗歌散文创作和德国诗歌翻译。１９２５年和友人办文学刊物《沉钟》。１９２７年北大毕业后在哈尔滨、北京教中学。１９３０年赴德国海德贝格大学留学，主修德语文学，兼及美术及哲学。１９３１年在柏林大学研究歌德时代的文学。１９３３年回到海德贝格，１９３５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３５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授。建国后，１９５１年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１９５５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１９６４年调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任所长，１９８２年后改任该所名誉所长。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多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领导职务。冯至还是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获得过德国“大十字勋章”等多项奖项。

    冯至的治学方法是“洋为中用”，学风特点是严谨，人品是诚实、正直，谦虚、平等待人和爱国。

    “洋为中用”的治学方法。冯至把他在创作中使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来养分”。这个提法本身也表明“洋为中用”的主体是中国，“洋”为作为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所用，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并乐于接受。冯至的主要学术著作《杜甫传》、《论歌德》和他写的其他学术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精神。他明确地说过“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借鉴。”他在北大当“西语系”系主任的时候，搞教改，多次修改教学计划，他每次都强调两年事：一个他强调西语系的学生要打好扎实的外语基础，另一个强调的便是学外国文学的人要学好中国文学。“学外国文学的人要懂得中国文学”这个观点是冯至非常鲜明的观点。它不仅体现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为谁服务的根本性原则，而且也符合语言、文学具有整体性的学科规律。

    严谨、求真的学风。对写论文，学术界流行着一句常说的成语，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表达了写文章不能信口乱说，写文章要有根据而且要符合逻辑，这恐怕就是“严谨”的要求。但我认为光按这句话行事，还远远达不到科学性的要求，因为这两个条件仅仅说明了写文章时对作者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提出对写出来的文章要符合客观。但如果在“严谨”之外再有“求真”这一条，就保证了文章里说的要符合客观，或力求接近客观，这样才称得上科学性的要求。冯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严谨，求真”这两条要求去做的。我们从他两部主要著作《杜甫传》和《论歌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治学态度。

    现在我还要讲几件冯至经常强调的事情（或原则）来丰富我们对他“严谨，求真”的治学方法的认识。

    第一，他强调搞外国文学一定要读原著。这里讲的“读原著”，当然最好是读原文，但西方国家有那么多的语言，对一般人不可能要求本本都读原文，因此至少也要读翻译出来的原著。他晚年写过一首讽刺诗叫《梦访书店》，对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大量出版的五花八门的作家辞典、作品欣赏之类的书籍进行辛酸的讽刺；讽刺的原因是这样的书助长了不读原著便大做文章的不良作风。他曾说，写这种文章是在欺骗读者。

    第二，冯至“严谨、求真”的精神还表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他要求翻译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冯至翻译了不少重要的德国诗人的作品，歌德、席勒、海涅、里尔克、荷德林、布莱希特等，但他不肯承认他是一个翻译家，别人这样称呼他，他总是要加以否认。其实说他是一个严谨和高超的翻译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严宝瑜）冯至原名冯承植，字君培。出生于河北涿州。１９２１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德文系学习。课余从事诗歌散文创作和德国诗歌翻译。１９２５年和友人办文学刊物《沉钟》。１９２７年北大毕业后在哈尔滨、北京教中学。１９３０年赴德国海德贝格大学留学，主修德语文学，兼及美术及哲学。１９３１年在柏林大学研究歌德时代的文学。１９３３年回到海德贝格，１９３５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３５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授。建国后，１９５１年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１９５５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１９６４年调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任所长，１９８２年后改任该所名誉所长。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多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领导职务。冯至还是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获得过德国“大十字勋章”等多项奖项。

    冯至的治学方法是“洋为中用”，学风特点是严谨，人品是诚实、正直，谦虚、平等待人和爱国。

    “洋为中用”的治学方法。冯至把他在创作中使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来养分”。这个提法本身也表明“洋为中用”的主体是中国，“洋”为作为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所用，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并乐于接受。冯至的主要学术著作《杜甫传》、《论歌德》和他写的其他学术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精神。他明确地说过“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借鉴。”他在北大当“西语系”系主任的时候，搞教改，多次修改教学计划，他每次都强调两年事：一个他强调西语系的学生要打好扎实的外语基础，另一个强调的便是学外国文学的人要学好中国文学。“学外国文学的人要懂得中国文学”这个观点是冯至非常鲜明的观点。它不仅体现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为谁服务的根本性原则，而且也符合语言、文学具有整体性的学科规律。

    严谨、求真的学风。对写论文，学术界流行着一句常说的成语，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表达了写文章不能信口乱说，写文章要有根据而且要符合逻辑，这恐怕就是“严谨”的要求。但我认为光按这句话行事，还远远达不到科学性的要求，因为这两个条件仅仅说明了写文章时对作者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提出对写出来的文章要符合客观。但如果在“严谨”之外再有“求真”这一条，就保证了文章里说的要符合客观，或力求接近客观，这样才称得上科学性的要求。冯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严谨，求真”这两条要求去做的。我们从他两部主要著作《杜甫传》和《论歌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治学态度。

    现在我还要讲几件冯至经常强调的事情（或原则）来丰富我们对他“严谨，求真”的治学方法的认识。

    第一，他强调搞外国文学一定要读原著。这里讲的“读原著”，当然最好是读原文，但西方国家有那么多的语言，对一般人不可能要求本本都读原文，因此至少也要读翻译出来的原著。他晚年写过一首讽刺诗叫《梦访书店》，对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大量出版的五花八门的

    作家辞典、作品欣赏之类的书籍进行辛酸的讽刺；讽刺的原因是这样的书助长了不读原著便大做文章的不良作风。他曾说，写这种文章是在欺骗读者。

    第二，冯至“严谨、求真”的精神还表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他要求翻译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冯至翻译了不少重要的德国诗人的作品，歌德、席勒、海涅、里尔克、荷德林、布莱希特等，但他不肯承认他是一个翻译家，别人这样称呼他，他总是要加以否认。其实说他是一个严谨和高超的翻译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严宝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