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小商品市场开始是马路市场，最早在县前街，接着移到北门街，政府投资建设的第一代市场在湖清门，后来逐渐延伸到新马路整条街。”谈起市场，孙樟宝老人如数家珍。

　　坐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忠厚长者，那一脸无法掩饰的和善，让人很难跟威风凛凛的工商所长联系在一起。其实他当工商所长时间并不短，从1978年到1986年，一直是管市场的工商所负责人。“当年摊贩怕你吗？”记者打住话头，好奇地问了一句。“不怕不怕”，孙樟宝连连摇头，“他们都说我这个所长好说话，胆子大些没关系。”

　　1978年3月，义乌县工商局在基层新设5个工商所，孙樟宝由王宅公社副书记调任城阳区工商所长。上任前，领导同他说明这个安排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但孙樟宝自己对新的工作并不情愿。在公社工作时，他就知道市管会和“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名声很臭，农民赶集卖几斤红糖、几个鸡蛋，夺来夺去，群众对他们怨声载道。群众对这两个组织的咒骂言犹在耳，而今让自己接替他们去管市场，这个工作该怎么做？

　　这时候，逢双集市日已有人在县前街摆摊卖小商品，都是些老人和妇女，或干不动农活的，或找不到工作的，他们是在做点小生意借以谋生。如果不让他们摆摊，等于夺他们饭碗，可怜兮兮的，如何忍心！然而按照当时政策，这是不允许的。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这实在是对良心的考验。唯一的办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面抓得紧时，赶一赶，风声一过，就随他们去。出于对摊贩的同情，放任自流，在放任自流中，摊贩越来越多。

　　摊贩多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商品紧缺，流通渠道不畅。担任工商所长后，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使孙樟宝震动很大，从而导致了思想观念的变化。1979年11月，城阳工商所和稠城镇政府举办了冬季物资交流会，货物摆满了义中操场，可是仅3天时间，全部卖光。如此大的交易量，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城阳工商所在火车站有个检查站，据检查站同志反映，从义乌发出去的货物都很好卖，再多的货发走，经商人员很快就卖完返回义乌。义乌市场上的商品在全国各地很受欢迎，价格可以卖得很高，有一个廿三里人到青海卖镀铜戒指，几分钱一只的戒指居然卖到5元一只。这些事情，使孙樟宝认识到，以前的经济太封闭，日用小商品严重紧缺，原来公有制的商业部门根本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在全国流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义乌敲糖帮却在全国各地贩卖小商品，哪些地区需要什么物品一清二楚。1980年10月底，县工商局发文颁发《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共发放了7000余份《许可证》。几千名敲糖帮需要大量的货源，如果没有这个批发市场，让他们到哪里去进货？由于对实际情况知根知底，孙樟宝对市场的态度已不再是出于同情心，而是认为这个市场很有必要存在。

　　北门街两侧，七零八落的摊位越来越多，把一条原本不宽的街道搞得拥挤不堪，阻碍交通，影响市容，总之一个字：乱！许多干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继续放任自流，显然已“混”不下去了。

　　1982年8月7日，县府办发文公布了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名单。文件明确安排，办公室设在城阳工商所，由孙樟宝任主任。

　　县府办的文件，以特殊的方式表明了县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

　　文件公布后，作为办公室主任的孙樟宝忙得不亦乐乎。首先是筹措资金进行场地建设。领导小组决定市场搬迁到湖清门，而湖清门有一条6米多宽、20多米长的河道，需要在上面铺盖水泥板。于是筹集了15000元钱，铺平河道，做了300个水泥板固定摊位，另外还制作了一部分木板的临时摊位。其次，在调查研究、排队摸底的基础上，进行登记发证（除了营业执照，首次发了摊位证）。重新登记后，对市场进行划区，对摊主进行编号编组，300多摊主共编为30个组，小百货21个，针织7个，其它2个。另外还有许多事情，如抄贴通告，确定管理人员，租房设立管理站办公室，制订管理制度，确定收费标准，等等。虽因陋就简，但市场从此走上了有序经营规范管理的轨道。

　　湖清门市场于1982年9月5日开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式开放后经营队伍迅猛扩大，摊位数直线上升，仅3个月时间就增加了一倍多，达700多个。到1983年，湖清门街已经无法容纳，在工商所统一安排下，市场向新马路南北两个方向延伸，是年底，摊位达1050个。马路市场在经营和管理上毕竟有诸多不便，直到1984年12月专业市场建成后，小商品市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