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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
  2004年06月12日19:0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胜利的基础上,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民族各界的代表人物,在北平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实现了中国人民大团结,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从此中国历史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决策召开新政协

  在蒋介石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以后,公然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等一切和平协议,于1946年6月26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完全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和中国共产党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把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是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最终结果。至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看清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领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叉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虽然这时国共之间还进行着谈判,但随着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召开,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建国的希望化成了泡影。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一党“国大”召开后,已把政协决议最后破坏,政协以来和谈的道路也已被完全阻断。可见旧政协的召开,并没有带来和平的曙光。

  国共之间的军事较量,对中国时局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自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一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从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起,开始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一切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彻底打败蒋介石反动派的信心。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与政协决议有本质的不同。它已把蒋介石政府排除在民主联合政府之外,并使之成为打倒的对象,它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非旧民主主义的政权。接着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又重审了这一政治纲领。在延安收复前夕,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率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解放区。  1948年4月30 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召开了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的口号,其中有: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城南庄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度,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理应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了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刘少奇在发言中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上量里。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中国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曾经怀疑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前途,也怀疑甚至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仍然抱有一定的幻想。他们试图在反革命和革命两个敌对营垒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然而,在1947年下半年,在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而国民党的反动恐怖又变本加厉之后,他们的这种想法随之宣告破灭。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的丧钟。国民党的这个举动表明,向国民党政府求和平、求合法、求改良的“中间道路”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国民党看来,任何党派要想表示一点和国民党不同的意见,或者要求改变一点国民党买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日秩序,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同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发表谈话,诬蔑民主同盟为“国家之叛徒”、“人类之蚕贼”。陶希圣说:“吾人希望治安机关不任其逃出国境,不使其写完郑孝肯、赵欣伯行状之最后一笔”。

  随着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日益加剧,绑架、殴打、暗杀事件时有发生,在国统区的一部分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陆续到了香港。1948年1月1日,国民党的几个民主派组织,包括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香港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出李济深为主席,谭平山、何香凝、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在发表的宣言中,主张联合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反动派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1月5日至18日,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恢复活动;并发表宣言,主张采取革命方法,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和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携手合作。

  同一时期,代表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商业及金融业的民主建国会,也采取了比以前积极的政治态度。

  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得以成熟和进步。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的第二天,又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

  沪局、港分局:

  (一) 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来[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二)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

  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

  (三)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   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

  (四)为着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绷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绗、吴赂、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五)上述各点,请你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位先生意见电告。

  (六)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有何困难,亦望电告。同一天,毛泽东写情给在香港的李济深和沈钧儒: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在香港,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寥,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元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电文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当此解放军部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钛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总部得悉香港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后,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决议赞称“五一”口号,并指定章乃器、孙起盂为驻香港代表,向中共驻港负责人表明民建响应“五一”号召。

  在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对“五一”口号“热烈赞同”,并确信,“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在港妇女界知名人士何香凝等232人发表宣言,认为“五一”口号“深深地反映了全国民众和全体妇女的要求”,表示“坚决地加紧团结,配合一切民主力量,争取人民的全面胜利,粉碎反动集团的残余力量,来实现‘迅速召开新政协’的口号!”。

  海外华侨获悉中共的“五一”号召后,也纷纷表示拥护。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泰国华侨、旅法参战华工会、加拿大华侨,也都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热烈响应“五一”号召,马来西亚吉灵丹州和霹雳州侨团也分别通电响应,槟城和威斯莱两地65个侨团的百余名代表召开联合会议,一致通过否认蒋介石担任总统和通电响应“五一”号召的决议。

  毛泽东得知香港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响后,8月1日,致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鳌、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电文说:

  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昌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精心安排民主人士北上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人士从1948年秋开始,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进入解放区。为保证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平安地到达解放区,中共中央作了周密的安排。

  1948年7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庙岛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钱之光曾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抗战时期,担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处长。8月2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中央又派刘昂从西柏坡来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

  钱之光从大连出发,经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抵达朝鲜边界新义州,转火车到平壤,同苏联的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的手续,然后去罗津乘租用的苏轮“波尔塔瓦”号,开始了远程航行。从罗津到香港,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海峡和台湾海峡,航程漫长,为了应付意外情况,钱之光一行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身份,并商定到了复杂地带,还要装扮成船上的职工。钱之光卧忆说:

  我们船上装的是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还带了一些黄金,准备到香港换回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在这次往香港的航行中,我们遇到过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也遇到过龙卷风。有时国民党飞机在我们船的上空盘旋,并不时呼啸而过;有时还遇到过国民党的军舰,也许因为桂有苏联旗帜,他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当时气氛是紧张的。当我们的船颠簸地驶进台湾海峡时,又遇到了强大的龙卷风,只见

  船的正前方忽然升起了擎天的水柱,海水激烈地旋转着往上升。面对这样的惊涛骇浪,真是有些惊异和担心。幸好当时这股龙卷风离我们的船只还远,同时船已改变了航向,因此避开了龙卷风的袭击,继续向前航行。

  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当我们的船快到香港时,就看到海面上有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也来回穿梭。

  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改扮威船上的锅炉工,脸上、手上、身上都是煤灰,即使熟人见了,也很难认识。等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后,我才洗了澡,换上西装。我们终于安全地到了香港。

  当时苏联方面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与船上有通讯联系。办事处事先就已得知“波尔塔瓦”号到达香港的时间,并通知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设立的一个与外界进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联和公司”。钱之光先到“联和公司”商量卸货事宜并布置今后的工作,然后与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进行联系。

  在钱之光启程赴香港后,周恩来于8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的电报:“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接到电报后,方方与潘汉年等人立即着手安排这项工作。钱之光到达后,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中央指示,并一同协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他们感到,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他们还专门建立了电台,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联系。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其中有与华南分局联系的,有和香港工委联系的,还有与中共其他方面同志联系的。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走,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

  在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后,钱之光向周恩来发出了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8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致钱之光电:同意第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9月1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乘船由美国回国途中,在黑海因轮船起火遇难。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并担心由香港北上的苏联货轮途中是否安全。9月7日、周恩来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元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电报后,潘汉年与钱之光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的安排。

  9月下半月的一天,被安排的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钩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钩4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钱之光到船上送行,并派祝华和徐德明随船护送。

  船顺利地从香港出发后,钱之光又向西柏坡和大连通报了情况。这次航行,在过台湾海峡时,遇到了强台风,船被冲到了澎湖列岛附近,经全体船员的努力,摆脱了触礁的危险。8天以后,放心不下的钱之光终于收到了刘昂从大连发来的电报:“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9月29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4人顺利到达哈尔滨。10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电表示欢迎。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到香港,然后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并带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此时,“联和公司”已进行了改组和扩大。钱之光提议新的公司取名为“华润公司”,并解释说:“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的贸易公司”。

  10月中旬,大连方面祖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但是,到达时,因与另一只船相碰,搁浅在海湾,要就地检修。由于已与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钱之光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船一一“华中”轮。11月23日,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韩炼成等人离开香港北上,王华生随船护送。12月1日,“华中”轮抵达安东(今丹东)石城岛,上岸后,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去迎接。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中共党员共有30多人。主要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   螯 、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盂、吴茂荪、李民欣等。

  李济深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中共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常有往来,美国方面同他接触也很频繁。国民党已分崩离析,一些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有人对李济深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你到了那里就身不由己了。另一些人正策划“划江而治”,也想利用他的声望与影响。白崇禧就写了亲笔信,派黄绍政赶到香港,表面上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想以他的旗号,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黄绍政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经北上)。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济深要顺利离开香港,确实阻力重重。本来安排他第一批北上,因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没能实现。廖夫人何香凝曾作过他的工作。她说,任公,你还是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任公自身的安全。中国共产党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对他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同时在安排同行的人员时,尽量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以增加他途中的安全感。最后,李济深终于决定北上。

  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对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北上极为关心。周恩来事前给大连方面打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经过与苏方交涉,租用苏联“阿尔丹”号船,苏方允诺从香港回来的船可在大连靠岸(当时大连港由苏军管辖)。刘昂还特地宴请了船长、大副等人,对他们说:“我们这次来回除装载货物外,还有不少人要乘这次船回来,请多加照顾”。船长边吃边说:“请放心,船已租给你们,由你们安排,我们尽力协助你们的工作”。

  周恩来又给香港的钱之光打来电报,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弓!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的确,这时的“华润公司”已被注意。经过慎重考虑,香港的地下党组织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定在圣诞节后的第二个深夜。

  12月26日晚,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人同船,各走各的路,也看不出出门旅行的迹象。这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还特地参加了邓文钊的宴请,同时参加的有朱蕴山、吴茂称、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也到场作陪。席后,他们还带着酒菜,上了备好的小艇,装成泛舟游览的样子,一个多小时后,才靠近苏联货船。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口袋里还装着一套货单。大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时的盘问。

  李济深走后,确实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反应。香港当局的政治部主任找到“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他走了,你们为何不事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离开香港,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样交待?香港《大公报》在1949年1月4日登载了一则消息:“美联社香港3日讯:据可靠人士告本报记者: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据说……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以前北上开新政协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

  1949年1月7日,轮船到达大连港。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在大连受到热烈的欢迎。当他们得知这是周恩来指示办的,连声称道,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在大连期间,这些民主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的。此时,天津已经解放。北上的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父子,还有姚维钧、俞衰澄等。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代表和著名爱国人士,主要是这四批,也有一些民主人士通过其他关系,经过其他路线进到解放区。

  毛泽东邀请海外华侨回国参政

  陈嘉庚是著名的南洋华侨领袖,中共“五一”口号公布后,他率先响应。中共领导人也积极争取海外华侨对将要成立的新中国的支持。

  “五一”口号发表后,中共香港工委找到与陈嘉庚关系密切的庄希泉,请他赴新加坡与陈嘉庚联系。庄希泉到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要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真诚邀请。陈嘉庚虽然当即接受了邀请,但也有顾虑。他说,我担心这样一来,新加坡殖民当局会难为我的家人和我在南洋的产业。庄希泉解释说,这不要紧,你尽管回国内,你可以声明,不是你自己要去,而是国内发表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致于采取不明智的态度。陈嘉庚听了这番话以后很高兴,表示愿意回国。

  不久,陈嘉庚收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笔邀请信: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易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4月初,70多岁的陈嘉庚,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途经香港,再乘船北上。6月3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天津,4日,乘火车到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懦的热烈欢迎。6月7日,周恩来亲自接陈嘉庚到京西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面,畅谈了中外局势。

  在给陈嘉庚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毛泽东如旅途尚需时间,亦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司徒美堂是美洲侨领,住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于远隔重洋,收到毛泽东的信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宣告灭亡。83岁的司徒美堂读罢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异常激动,决心动身回国。然而,身边的朋友和致公党、安良堂的兄弟对此议论纷纷,司徒美堂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好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8月13日,司徒美堂乘机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又转乘轮船离港北上。6天之后,抵达塘沽港口。天津市交际处派人迎接。第二天,司徒美堂一行坐火车到达北平,受到热烈的欢迎。

  宋庆龄从上海到北平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之外最富代表性的杰出女性。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相处得相当融洽。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她的地位和名望元人能够取代。如果开国大典少了她的身影,那将是一种深深的缺憾,而且还会导致中外舆论的猜测。

  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即联名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写信: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未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仁盼回音。

  宋庆龄接到信后,因当时身体有病不宜旅行,加上当时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行动不得自由暂时未能动身。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又委派陈毅前去公馆看望宋庆龄,然而,眼看建国日期临近,宋庆龄仍未北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着急,决定派邓颖超去上海迎接。行前,毛泽东让邓颖超带给宋庆龄一封亲笔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来也写了一信,交邓颖超一并带去,他在信中说: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过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信中表现出来的尊敬与诚挚,令人感动。

  邓颖超与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赶到上海,廖梦醒先到了宋庆龄的公馆。因为孙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宋庆龄对廖梦醒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梦醒说:北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宋庆龄说她想好了再通知。过了几天,宋庆龄发出了宴请邓颖超的请束。交谈中,宋庆龄同意北上。当时有三个单位都提出要推宋庆龄为代表,为此,周恩来、李维汉致电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征询宋本人的意见。与宋庆龄协商后,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说: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提议:以宋为特邀代表,请中央决定。中央同意了邓颖超的建议。

  8月28日,宋庆龄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车站迎候。

  政协会前的协商

  自1948年8月开始,民主人士的一部分集中在哈尔滨,从上海和平津等地来的民主人士大多经石家庄集中在中央城工部(后改为统战部)驻地李家庄。到1948年11月底,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胡愈之、沈兹九、吴晗、符定一、周新民、刘清杨、严信民、韩兆鹗、何俱等。以后又来了周建人、雷洁琼、翦伯赞、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宦乡、张曼筠、周颖等。中央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另电东北局,要东北局组织已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征询意见,民主人士提出意见后,经过反复协商,11月25日,中共同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共同协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紧接着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相继转到北平,同中共一起筹备召开新政协。当时在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思想认识上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即:一、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二、新中国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日民主主义;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需要不需要民主党派。因此,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同他们进行民主协商,充分交换意见,沟通政策,达成共识,解除顾虑,加强团结。

  共中央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对于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一般都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元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直接商谈。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中共强调,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周恩来指出,要按毛泽东提出的,‘项条件,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认为,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各党派之间不是进行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共强调,凡是过去对人民有过贡献,做过好事,今后仍然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中国共产党没有不和他们进行合作的道理,更没有不要他们的理由。通过这一段的协商工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共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共产党的领导增强了信任,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邀请国民党有功人士参加新政协,协商重大问题也是中央的一项工作。对和平解放北平有大功的傅作义,毛泽东关怀甚多。1949年1月28日,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征求民主人士对战犯名单的意见致东北局的电报中,特别指出:如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将功折罪,可以免除战犯罪名。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毛泽东迁居北平后,在香山又一次会见了傅作义,对傅作义在和平解放北平中的作用给予肯定。9月,毛泽东代薄一波、聂荣臻起草致周北峰的电报,邀请傅作义、邓宝珊以及绥远起义将领董其武、孙兰峰参加政协。毛泽东对傅作义今后的工作也十分关心。在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间傅作义建国后打算干点什么。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毛泽东便说: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就这样,傅作义当上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

  来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的南京代表团,因和谈协定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归途渺茫。毛泽东曾指示周恩来争取全部成员留下,但须尊重他们本人的意见。最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全部成员,出席了新政协会议,对张治中等人的工作也作了适当安排。程潜在和平解放长沙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被邀请参加政协会议。9月9日,程潜抵达北平。毛泽东亲自去车站迎接。毛泽东还设晚宴招待,登门拜访,并在百忙中邀请程潜同游天坛,商讨问题。

  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建立

  召开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性群众团体组织,是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人民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筹备的新政协,在邀请各民主党派同时也邀请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由于处于战争年代,加上蒋介石对革命团体的镇压、迫害,许多全国性的群众团体都是分散、隐蔽和不健全的。为此,非常有必要整顿各群众团体,健全组织,扩大或统一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团体,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因此,召开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性群众团体,是迎接革命新形势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

  1948年秋到194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纷纷建立,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团体开始统一。1948年8月1日至22日,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各解放区的职工代表,而且有原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劳动协会代表,朱学范出席了会议。大会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选出第六届执行委员会,陈云为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为副主席。1949年7月23日到8月1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会议在讨论工会工作任务时确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949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8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准备事项的通知。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成立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中央决定在1949年夏季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制定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并选举青年团的中央委员会。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通知。3月1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成立全国统一的学生组织——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在北平举行,选举产生了团的领导机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为了加快工商、教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群众团体的筹备发起与促成工作,6月21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决议指定工商方面由陈云、李烛尘等五人负责;教育方面由李维汉、董必武等七人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由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三人负责。尽快把教育、社会科学、工商等方面的全国性的群众团体建立起来。

  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全国文联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随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各种专业工作者协会相继成立。6月19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7月14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召开:全国各地的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史学等学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140余人出席会议。7月23日,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协和医院举行。9月18日,中国新政治学研究筹备会成立。为了加快工商方面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建立,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要求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工商业联合会的重心应是私营企业的。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加快促成全国工商、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群众团体以及学术团体的成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这些群众团体和学术团体大部分是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将各专业工作者和学术界各个方面的人士组织起来,有利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的诞生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解放,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提到议事日程。5月23日至28日连续几天,周恩来、林伯渠等分别约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进一步协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一些具体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协商,同意于6月11日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23个,共134人。预备会议还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事日程。同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会议。周恩来担任大会临时主席,毛泽东、朱德在开幕式上先后发表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这个组织条例选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选举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钩需、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决定李维汉为秘书长。8月下旬,李维汉跌伤,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会议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办法规定筹备会设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工作任务:  (1)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  (2)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  (3)起草共同纲领;  (4)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方案;(5)起草大会宣言;(6)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为六个小组的组长。六个小组随即成立并开始工作。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根据《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为:(甲)党派代表14个单位,142人;(乙)区域代表9个单位,102人;(丙)军队代表6个单位,60人;(丁)团体代表16个单位,206人。共45个单位,510人。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名额与人选,由常务委员会商定。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子6月19日闭幕。新政协一切筹备工作由常务委员会和六个工作小组分别承担。筹备工作主要任务:一是拟定新政协会议各种文件; 二是协商各单位的代表名额。

  1949年6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动手,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专心致志,起草共同纲领。毛泽东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成为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草案五易其稿后,于8月22日前形成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铅印槁。8月22日深夜,周恩来将铅印稿送毛泽东审阅。

  《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部分,重点放在国家建设,具备了在宪法颁布前作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至此,共同纲领的基础已经奠定。但是,从行文的形式来看,有必要按照法规行文的一般要求,使纲领更加明确、简练、规范和条款化。

  毛泽东、周恩来、胡乔木等对《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进行了技术性的结构调整与修改工作。经过10余天的紧张工作,9月5日,形成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初稿。

  此后,中共中央将这个《纲领(草案)》初稿正式提出,并由周恩来先后主持或指导召开了七次会议,集思广益,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又先后对《纲领(草案)》初稿进行若干次修改。7月10日晚9时,周恩来等在毛泽东处讨论修改《纲领(草案)》初稿至次日晨7时。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三个文件,并决定将它们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阎的。”

  9月27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户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9日,会议一致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9月30日,会议选出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诞生了!

  本书主编:王运芳

  副主编:张维民  王桂兰   张志平

  执行副主编:李继准

  编辑:李桂花   宋学民  宋文海   白远达   贺文迅  蔡峰峰   贾景辉   张百川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责任编辑:北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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