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昆山写就“小康样本”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30年前还是农业大县的昆山，凭借胆识和创新，用一个又一个新纪录不断带给人们惊喜与振奋，使一个昔日的农业大县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创造出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奇迹，逐渐进入国际视野。

　　2005年出炉的“全国百强县”榜单上，已连续4年名列百强之首的广东顺德退居次席，江苏昆山则首次折桂。2005年底，昆山率先实现江苏全面小康指标体系。

　　30 年， 昆山又变了。

　　因为两年前一次深入采访，记者自认为相当熟悉昆山。然而2月18日再访昆山，从新启用的客运中心一出来，就迷路了。站在客运中心旁边宽阔的乐山路上，不禁感慨昆山的速度。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水田。30年前，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出租车司机夏建新平静的话语，告诉人们昆山人演绎了30年的“从无到有”跨越式发展奇迹，而且仍在延续。

　　苏州的昆山 曾经一无所有

　　【史料】

　　据《昆山县志》记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县，昆山是苏南地区少有的地多人少县。昆山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亿公斤，解决苏州地区居民及数十万棉农的部分口粮，被称为“天堂里的半碗饭”。 而昆山的工业基础薄弱，综合实力是当时苏州所属8个县中的“小八子”，在当时的苏州经济圈中，是不折不扣的落伍者。

　　【记忆】

　　吴根平（1964年出生，昆山市周市镇市北村支部书记）：周市不是“市”，周市是昆山的“北大荒”，市北又是周市的“北大荒”。一年苦到头最后还是一个字——“穷”，而且还流行血吸虫病。交通特别差，现在到昆山市区只要20分钟的路程，那时坐轮船要整整两小时。1978年，全村共有10个生产队，水稻面积1292．54亩，总人口1100多人，农民人均年收入190多元。个别生产队温饱都难以维持，更找不到致富门路。

　　家底薄，小时候日子很艰苦。家里兄弟三人，他最小，一家几口人挤在三间破草屋里。好不容易熬到1984年高中毕业。那年高考，他向哥哥借手表去考试，可是哥哥死活舍不得，他为此伤心地哭了，第二天步行两个多小时赶到县城考试。结果，他没能考上大学，就借辆自行车去卖冰棍，卖不掉的不能退，当时又没冰箱，就自己拼命吃，最后把肚子吃坏了还是舍不得扔。

　　那时，家贫讨不上老婆。他就想去当兵，跳出“北大荒”，第一年报名，还没体验就被退下来，因为家穷他只有87斤，离最低标准还差3斤。直到第二年，才勉强达标。

　　【访谈】

　　杨守松（作家，在昆山生活了40年）——“刚到昆山时，这里和苏北没什么分别，甚至比不上苏北一些地方。‘穷土恶水血吸虫’，当时一位县委书记对昆山作了这样的形象概括。”杨守松，一个在昆山生活40年的作家，这样评价昆山。

　　祖籍盐城的杨守松，1968年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于当年的最后一天来到昆山城东乡河西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那时起就一直没离开过昆山。40年的昆山生活，他见证了昆山发展之路，同时从《昆山之路》到《小康之路》，以洗练的文字生动记载了昆山的演进过程。当然，他也是过去那个“穷昆山”的记录者。

　　当年，作为文学青年，他怀着对“人间天堂”的憧憬来到昆山，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把他从火车站拉进同样破旧的小城。他倒吸了口凉气，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堂”？！低矮的屋檐，窄窄的街道，随处可见斜挂着的马桶刷子和飘零的裤裆片，城边还有不少的草房。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昆山最长的马路只有2公里半，最高的楼房4层，公共交通工具是50多辆三轮车和两辆很破的公交大巴，小车就是市委市政府有几辆吉普车。“小城，没几家商店，冬天一到下午四五点就关门打烊了。有一天晚上6点，我为了买包烟，跑遍全城都没买到，最后看到一家商店关着门，里面亮着灯，硬是把门敲开，被对方骂了一顿。”杨守松摇摇头说。

　　【史料】

　　据《中国共产党昆山市历史大事记》记载，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昆山决定，在老城区东侧划出3.17平方公里土地，自费创办工业开发区，在一无资金来源、二无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借鉴沿海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验，开启一条自费开发的成功之路。

　　中国的昆山自下而上的变革

　　“回忆当年白手起家创办昆山开发区，第一因没得到国家批准，没有政策资源；第二因昆山当时是农业县，没有物质资源。当时带着50万元去建开发区，办公室只有8间小平房，还有几辆自行车，一段路是人骑自行车，一段路是自行车‘骑’人。大学生都是光着脚、扛着标尺去丈量土地。我们盖房子的水泥、砖，全靠肩膀扛进来的。”宣炳龙回忆20多年前的一幕说。

　　因为昆山是个农业县，1984年前的工业产值只有几千万，财政收入只有5700万。说搞工业，昆山老百姓都不相信，说有点想入非非、无中生有，劝告他们不要吹牛。“与当时14个沿海开放城市相比，昆山要搞开发区，引进外资，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宣炳龙说，“当时我们的工业小区，都不敢叫开发区，因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批准。”

　　宣炳龙接着讲了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叶，昆山晚上6点，饭店都是关门的，外商来了没法招待怎么办？最后，只好把外商带到家里吃饭。当时国家规定外商是不能到家里的。“如果受制于这些规定，哪还能引进外资呀。不得已，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作检查。”宣炳龙苦笑说。

　　宣炳龙（原苏州市政协副主席、原昆山市经济开发区主任）

　　【访谈】

　　1984年，吴克铨任昆山县县长，面对农业县的现状，要摘掉苏州“小八子”的“帽子”，靠农业不行，必须搞工业。昆山乡镇工业基础薄，但靠近上海。他们就利用这个优势搞横向联合，为了第一个纺丝厂的项目，从签订合作协议到批准项目，花了两年多时间。后来他们“东依上海，西托‘三线’”，“横联”到全国、海外，就是现在的外向型经济。昆山提倡的“横向联合”第一次打破禁区，以自身劳力、土地、农副产品的优势交换上海资金、技术、设备的优势，这样的设想在经过不懈的攻关后得以实现。昆山走活了一盘死棋。

　　项目来了，没地方怎么办？他们就搞工业小区，1984年在昆山的东面划出3.17平方公里，就是后来的开发区。起初，开发区国家没批，他们就自费开发。要知道，那是冒大风险的，其压力之大常人难以想象。后来，开发区得到国家特区办的支持，14个国家级开发区开会时，也邀请他们去参加，叫“14+1”会议。他们就利用“14+1”的招牌，招商引资。上级的“默许”，理论界的支持，外加自我呼吁，这些加强了昆山突破制度壁垒的攻坚能力，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变革”。直到1992年，开发区先后得到省、国家批准，成为国家级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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