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送给十七大的特殊礼物

　　
朱建华根据保存的负担卡复印件讲述历年负担情况(10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这些负担卡和税票,请您带到北京去转交给党中央,这也是我送给十七大的礼物。”9月24日,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八组农民朱建华,将1993年以来的农民负担卡和税费凭证,辗转捎给了中共湖北省委。

　　厚厚一扎票据,折射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末,朱建华所在的监利县曾因农民负担重闻名全国,甚至发生多起农民因负担重而自杀的恶性事件。翻开朱家4.9亩责任田的票据本,不难看出当年的状况:1993年,总负担288元,实际上缴453元;1998年,总负担1277元,因完不成交款任务,被强制参加“学习班”;2000年,总负担781元,实缴1514元。

　　“负担再重也要收藏,因为我相信党,相信党迟早会把我们农民的担子挑起来,这些票据迟早会成为文物。”44岁的朱建华告诉记者,最初他收藏负担卡只想证明自己该交的钱都交清了,可是越往后,他就越觉得收藏有价值。

　　朱建华的收藏在2002年发生了新的变化:2002年税费改革前,实缴1515元,后结算清退843元;2005年免除农业税,只交291元;2006年总负担302元,国家同时发给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实际上缴144元,每亩田只承担29元。

　　票据中的“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已成为历史,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越来越多的新词儿进入了朱家的账单。朱建华说:“税改前,负担重,成本过高,很多农民和我一样,弃田不种。现在,取消了农业税,种田还有补贴,大家都抢田种。”

　　今年,朱建华买了农用车,还一口气承包了村里的15亩荒田,全部种上水稻、棉花和甘蔗,预计年底收入可达3.5万元。看到他时,他刚开车回来,身后是新盖起来的两层楼房,屋后新播种的油菜绽出一片新绿,门口的一条水泥路正在修建中,尘土飞扬。

　　望着自家丰茂的甘蔗林,朱建华的脸上显现出了丰收的喜悦。“我还准备花两三万元把房子装修一下给儿子结婚用,现在的日子真像蔗糖一样甜。”

　　监利县县委书记余日福告诉记者,200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47.6亿元,比2001年增长46%;农民人均纯收入3380元,比2001年增长54%;农民只负担排灌水费和“一事一议”,去年全县负担总计3000万元,仅为2001年的8%。

　　现在,朱建华对湖北省委给他的回信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党的农村政策的核心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民富裕起来。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在减少农民负担方面取得了扎实的进步,但真正达到缩小城乡差别的目标,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作艰苦的努力,这既要靠国家的政策,也要靠农民同志的奋斗。”(记者张先国、魏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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