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耕文苑凝寒香——記我國著名作家李廣田
2007年10月25日15:00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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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田,號洗岑,筆名黎地、曦晨、望之,鄒平縣碼頭鄉人。農歷1906年10月1日生於小楊家村一戶王姓農家。排行第四,取名錫爵。因王家生活困難,在他快滿周歲的時候,過繼給了鄰庄草廟頭村中年無子的舅父李漢雲,取名李廣田。
李廣田幼年嗜讀,苦學不輟,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執著的追求,十幾歲時就博覽群書了。1921年,他考入了縣城師范講習所,因學習成績優異,不到一年半,就被一所縣立小學聘為教員。任教半年,他就辭去教職,拿著教書籌得的路費,背著家人跑到省城濟南,考入了公費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當時正是新文學運動時期,文學刊物和文藝團社如雨后春筍。不久,李廣田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為全省300名團員中的一個。他參與組織成立了“書報介紹社”,與同學臧克家、鄧廣銘(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成為骨干分子,大量地介紹魯迅、郭沫若的著作和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未名社及蘇俄等外國文學作品。同時,開始嘗試練筆,寫散文、詩歌類作品,投到每周一期的校刊上。1927年春,大革命的影響波及到山東,“書報介紹社”負責人因參與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了,李廣田勇敢地承擔起責任,繼續堅持辦下去。1928年,政治形勢日益惡劣,因郵購蘇聯托洛斯基的《文學與革命》等進步書籍,他被山東省督辦張宗昌的憲警逮捕入獄。在獄月余,受盡折磨,被判死刑。父母賣盡家產,也未能將他贖出。直到北閥軍攻克了濟南,才被釋放。出獄回家,國民黨縣黨部以高官厚祿為誘餌,約他任職,他婉言拒絕。此后,他先到德州陵縣一所小學當教員,繼去曲阜二師附小任教。秋假中,他帶著任教一年籌措的路費,跑到北京報考大學,順利地被北京大學外文系錄取了。從此,22歲青年廣田的腳下,展開了一條新的生活道路。在北京大學,李廣田苦學英文、日文、法文。1934年4月,在《未名》雜志終刊號上發表處女作《獄前》,闡述了自己“……對待生與死,革命與文學的鮮明觀念和坦蕩胸懷。”文中寫道:“那時代,是個黑暗到極頂的時代,真正活著的青年,都是背著腦袋走路,不知不覺便會走進羅網去的。流血是人所習見的﹔死,也不覺得怎樣害怕。正因為青年們要‘活’,所以把‘死’輕輕地擲在一邊。”從此,李廣田踏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他與同系的卞之琳、哲學系的何其芳結為摯友,三人將各自的詩作收編在一起,取名《漢園集》。這時,他開始散文作品的創作。先后出版了由周作人作序的《畫廊集》和《銀狐集》,一 舉成為三十年代抒情散文的代表作家。
北京大學畢業后,李廣田到濟南省立一中任國文教員,創作出版散文集《雀蓑記》,抒發了對故鄉深摯的情愫和難以忘懷的眷念。抗日戰爭爆發后,日寇入侵山東,他隨學校,先遷至泰山腳下,12月24日,在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敵機的狂炸下他們離開泰安。由河南輾轉湖北,在鄖陽留住半年。1938年12月,徒步西行兩個月轉入四川,在羅江中學立足。兩年長途流亡,歷經窮山惡水、飢餓寒冷、盜匪疾病,所見沿途百姓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婦孺丐者遍街巷,倒斃者隨處可見,棄嬰為野狗所食之遺骸……。而土匪兵燹,貪官污吏、抓丁抽糧、苛捐雜稅等數不盡的罪惡。每走一步都有一種踏入“圈外”的感覺。他將所見所聞行諸文字為《圈外》(再版時改為《西行記》)。
李廣田在羅江因講授魯迅文章和蘇聯小說,被到校“視察”的特務發現而解聘。后經卞之琳介紹去昆明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任教,1941年轉西南聯大任教,流亡生活中,他和一些地下黨員有了接觸和往來,他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是抗日的先鋒,是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力量。教書之余,他讀了《什麼是列寧主義》、《列寧的故事》、《少年先鋒》等書籍。他開始以馬列主義觀點講授文藝理論,並與聞一多、朱自清交往甚密。這已是抗戰中后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為生活所迫,李廣田除在聯大授課外,還給外校兼課,他仍利用課余時間勤奮寫作。出版了散文集《回聲》、《灌木集》,詩論集《詩的藝術》。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李廣田義憤填膺,和學生一起上街游行,連日為烈士守靈。在四烈士出殯的日子,他參加路祭活動,並隨同四、五萬人的行列走遍全城,一直把烈士遺體送到城外墓地。當聞一多先生於暮色蒼茫中站在墓前悲痛地宣誓:“我們一定要為死者復仇,要追捕凶手,追到天涯,今生追不到,下一代追。”李廣田悲憤到了極點。他在12月5日《不是為了紀念》演講中說:“……多少人的鮮血正洋溢在我們周圍。假如殺人者不肯放下屠刀,大約我們的血還得繼續流下去……。”“我們要奮然前進!而‘一二?一’,正是進軍的口號,‘一二?一’使我們的步伐更一致,‘一二?一’召喚我們勇敢向前!”國民黨政府“個別消滅,局部清掃”的反動政策,使春城籠罩著白色恐怖之中。1946年7月,李公朴、聞一多先生相繼遇害。全國各地、世界各地唁電、唁信、抗議書呼吁書,象雪片一樣飛向昆明。中華文藝協會在上海召開臨時大會,除發表對李、聞慘案告世界學者書外,田漢還建議由留昆明的“冬青社”成員李廣田、何林兩人搜集整理聞一多先生的遺著。李廣田在血的教訓中更加驚醒感奮,決心踏著民主斗士的血跡前進。他贊揚聞一多先生:“他的血並不是染成一朵無名的野花,也不僅僅染了他腳下的枯草,而是染紅了無數人的心,使千萬人站起來,為民主、為和平、為一個新的人民中國而奮斗!”
1946年夏天,西南聯合大學解散復員,李廣田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47年5月20日,平、津、滬的學生舉行反內戰、反飢餓、反壓迫的游行示威,他積極投身於革命洪流,與幾位教授肩並肩,手挽手,和進步學生一起,高呼“要吃飯,要和平,要自由”的口號,行進在隊伍的前列。慷慨激昂地發表斥責國民黨法西斯暴行的演說。5月21日《大公報》登載:“李廣田有疾惡如仇的精神,他的談鋒,他的筆,無一不指向黑暗、落后、腐敗的勢力﹔他們演講總是吸引不少的聽眾”。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國民黨黑名單上,受到了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通緝。但他毫不畏懼地表示:“決不退縮”。經過斗爭的鍛煉,他政治思想更成熟,革命立場更堅定了。
為形勢所迫,經朱自清的邀請,李廣田轉至清華大學任教。1948年李廣田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北平解放指日可待,黨指示他以教授的身份團結知識分子,保護學校。他不辭勞苦,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8月份的一天,一批軍警殺氣騰騰地闖入清華園抓捕進步師生,李廣田和幾位教授“陪同”反動軍警一起搜查。他們哪裡知道,此時的李廣田已是地下黨員,由劉仁同志經常與之聯系。此時,中共北系黨總支書記梁朋正在他家藏著,他是清華黨的地下工作者,是敵人要逮捕的名單中的一個。直到22日晚,敵人又大搜捕才轉移他處。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這座聞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清華園也獲得了新生。清華園門樓下貼出了大紅布告:“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名單:何東昌、屠守鍔、樊恭杰、李廣田……”李廣田任中文系主任,后升任副教務長。是年7月,他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理事,他寫完《哀悼朱自清先生》一文后,著手編輯《朱自清選集》、《聞一多選集》。還出版了長篇小說《引力》(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完成)。《引力》記述的是女教師夢華不甘心在淪陷區過亡國奴生活,歷盡艱險到大后方尋找丈夫孟堅,而孟堅在夢華到來之前卻到延安去了的事情。幾年間,相繼出版了散文集《金壇子》、《日邊隨筆》,文學短論《文學枝葉》、《文學書簡》、文藝評論《論文學教育》等。
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毛澤東主席親自簽署任命書,調李廣田任雲南大學校長兼黨組書記。他不講條件,不計較邊疆的艱苦,愉快地接受任務。他說:“我們做共產黨員的不去,誰去呢?”他身為校長,不論是作大會報告還是小會發言,一律自己起草講稿﹔為了青年教師的外語進修,他親自出題,主持考試。師生贊喻“廣田同志是用詩人的熱情來辦大學的。”他在自己《教育詩》中寫道:
請不要責怪我沒有創作,
我的創作很多很多,
我寫下了教育詩篇,
用了我們黨的教育政策。
…………
我的詩句多麼嘹亮,
我的篇幅多麼寬廣,
我的詩不能在詩刊上發表,
因為他容不下這樣的重量。
同年,李廣田兼任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56年當選為中共“八大”候補代表,列席了黨代會。
1958年大躍進開始,他滿懷激情地帶領師生參加“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積極投身於教育革命實踐中去,寫下了不少歌頌大好形勢的詩篇,后來結成《春城集》。但當看到“大躍進”中一些問題時,他毅然以共產黨員的責任感,直率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例如他看到學校勞動太多,嚴重影響教學質量時,他說:這樣下去會“把雲南大學辦成雲南小學”。他對當時的“大破資產階級法權”、“拔白旗”等整知識分子的運動表示不滿,說這是“用精神棍子打人,打在他們身上,疼在我的心上。”他責問歷史系主任:你們的偉大創舉是什麼?是叫剛入學的新生苦戰三晝夜,編三年級的世界史講義。這不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這叫誤人子弟,圖財害命!為此,他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受到降職處分,讓他去管伙食。
1961年,中央決定對他的問題進行甄別。但當他參加歷史系的一個黨員大會時,會上有的同志檢查自己沒有當好黨的馴服工具時,他脫口而出:“什麼工具,又不是桌椅板凳。”這句話又捅了漏子,不僅沒有得到甄別,反而被狠批了一通。他回到家,對女兒李岫說:“你看,爸活了半輩子,還沒學會說謊話。”
1962年,中央對李廣田的問題進行了甄別。他得以平反,心情舒暢,深感黨對他是信任的,又提筆整理了傣族傳說《一滴蜜》、長篇敘事詩《線秀》,用了半年時間,在認真研究原有版本的基礎上,整理修訂了撒尼族長詩《阿詩瑪》,並擔任《阿詩瑪》影片的文學顧問。還整理修訂了少數民族詩集《金花銀花獻給毛主席》,對民間文學的挖掘整理做出了顯著貢獻。《花潮》、《山色》、《或人日記抄》,這是他留下來的最后三篇散文。解放后的散文,數量不多,但歌頌什麼,反對什麼,方向明確,愛憎分明。代表作《花潮》則以火一樣的熱情描寫了人們到昆明圓通山看花的情景。“春光似海,盛世如花”的描寫是出自肺腑的,對祖國、對人民的歌頌和贊揚。李廣田留給人民,留給社會20余種著作,約200萬字。他的著作先后被日本、香港及東南亞國家翻譯成多種版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雲南日報》頭版頭條通欄大標題“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廣田”。此時,他本人還蒙在鼓裡,弄不清怎麼回事。他哪裡知道,江青早已點了他的名,“要干掉西南的幾個爛文人”!當時掌權者聲色俱厲地宣布:“你的問題已經定了性,是敵我矛盾!這次運動隻整你一個人,因為我們都不寫文章……。”李廣田很快被監禁:拷問、批斗、罰跪、拳打腳踢,圍著操場彎腰跑圈,脖子上用鐵絲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等,受盡了摧殘。被折磨的骨瘦如柴,體重隻有幾十斤。但他堅信“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他偷偷地對妻子王蘭馨說:“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哪知,1968年11月2日夜,李廣田被迫害致死。人們在昆明市郊區蓮花池裡發現了他傷痕累累的尸體。他滿臉是傷,腹中無水,頭部被重擊,脖子上有繩索勒的痕跡。當在旁的一位老人隨口說了句“真是水深火熱呵!”於是以“同情李廣田”罪被批斗、拷打。
1978年秋,李廣田10年沉冤得以昭雪。1982年5月,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王慶武)
李廣田幼年嗜讀,苦學不輟,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執著的追求,十幾歲時就博覽群書了。1921年,他考入了縣城師范講習所,因學習成績優異,不到一年半,就被一所縣立小學聘為教員。任教半年,他就辭去教職,拿著教書籌得的路費,背著家人跑到省城濟南,考入了公費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當時正是新文學運動時期,文學刊物和文藝團社如雨后春筍。不久,李廣田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為全省300名團員中的一個。他參與組織成立了“書報介紹社”,與同學臧克家、鄧廣銘(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成為骨干分子,大量地介紹魯迅、郭沫若的著作和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未名社及蘇俄等外國文學作品。同時,開始嘗試練筆,寫散文、詩歌類作品,投到每周一期的校刊上。1927年春,大革命的影響波及到山東,“書報介紹社”負責人因參與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了,李廣田勇敢地承擔起責任,繼續堅持辦下去。1928年,政治形勢日益惡劣,因郵購蘇聯托洛斯基的《文學與革命》等進步書籍,他被山東省督辦張宗昌的憲警逮捕入獄。在獄月余,受盡折磨,被判死刑。父母賣盡家產,也未能將他贖出。直到北閥軍攻克了濟南,才被釋放。出獄回家,國民黨縣黨部以高官厚祿為誘餌,約他任職,他婉言拒絕。此后,他先到德州陵縣一所小學當教員,繼去曲阜二師附小任教。秋假中,他帶著任教一年籌措的路費,跑到北京報考大學,順利地被北京大學外文系錄取了。從此,22歲青年廣田的腳下,展開了一條新的生活道路。在北京大學,李廣田苦學英文、日文、法文。1934年4月,在《未名》雜志終刊號上發表處女作《獄前》,闡述了自己“……對待生與死,革命與文學的鮮明觀念和坦蕩胸懷。”文中寫道:“那時代,是個黑暗到極頂的時代,真正活著的青年,都是背著腦袋走路,不知不覺便會走進羅網去的。流血是人所習見的﹔死,也不覺得怎樣害怕。正因為青年們要‘活’,所以把‘死’輕輕地擲在一邊。”從此,李廣田踏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他與同系的卞之琳、哲學系的何其芳結為摯友,三人將各自的詩作收編在一起,取名《漢園集》。這時,他開始散文作品的創作。先后出版了由周作人作序的《畫廊集》和《銀狐集》,一 舉成為三十年代抒情散文的代表作家。
北京大學畢業后,李廣田到濟南省立一中任國文教員,創作出版散文集《雀蓑記》,抒發了對故鄉深摯的情愫和難以忘懷的眷念。抗日戰爭爆發后,日寇入侵山東,他隨學校,先遷至泰山腳下,12月24日,在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敵機的狂炸下他們離開泰安。由河南輾轉湖北,在鄖陽留住半年。1938年12月,徒步西行兩個月轉入四川,在羅江中學立足。兩年長途流亡,歷經窮山惡水、飢餓寒冷、盜匪疾病,所見沿途百姓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婦孺丐者遍街巷,倒斃者隨處可見,棄嬰為野狗所食之遺骸……。而土匪兵燹,貪官污吏、抓丁抽糧、苛捐雜稅等數不盡的罪惡。每走一步都有一種踏入“圈外”的感覺。他將所見所聞行諸文字為《圈外》(再版時改為《西行記》)。
李廣田在羅江因講授魯迅文章和蘇聯小說,被到校“視察”的特務發現而解聘。后經卞之琳介紹去昆明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任教,1941年轉西南聯大任教,流亡生活中,他和一些地下黨員有了接觸和往來,他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是抗日的先鋒,是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力量。教書之余,他讀了《什麼是列寧主義》、《列寧的故事》、《少年先鋒》等書籍。他開始以馬列主義觀點講授文藝理論,並與聞一多、朱自清交往甚密。這已是抗戰中后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為生活所迫,李廣田除在聯大授課外,還給外校兼課,他仍利用課余時間勤奮寫作。出版了散文集《回聲》、《灌木集》,詩論集《詩的藝術》。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李廣田義憤填膺,和學生一起上街游行,連日為烈士守靈。在四烈士出殯的日子,他參加路祭活動,並隨同四、五萬人的行列走遍全城,一直把烈士遺體送到城外墓地。當聞一多先生於暮色蒼茫中站在墓前悲痛地宣誓:“我們一定要為死者復仇,要追捕凶手,追到天涯,今生追不到,下一代追。”李廣田悲憤到了極點。他在12月5日《不是為了紀念》演講中說:“……多少人的鮮血正洋溢在我們周圍。假如殺人者不肯放下屠刀,大約我們的血還得繼續流下去……。”“我們要奮然前進!而‘一二?一’,正是進軍的口號,‘一二?一’使我們的步伐更一致,‘一二?一’召喚我們勇敢向前!”國民黨政府“個別消滅,局部清掃”的反動政策,使春城籠罩著白色恐怖之中。1946年7月,李公朴、聞一多先生相繼遇害。全國各地、世界各地唁電、唁信、抗議書呼吁書,象雪片一樣飛向昆明。中華文藝協會在上海召開臨時大會,除發表對李、聞慘案告世界學者書外,田漢還建議由留昆明的“冬青社”成員李廣田、何林兩人搜集整理聞一多先生的遺著。李廣田在血的教訓中更加驚醒感奮,決心踏著民主斗士的血跡前進。他贊揚聞一多先生:“他的血並不是染成一朵無名的野花,也不僅僅染了他腳下的枯草,而是染紅了無數人的心,使千萬人站起來,為民主、為和平、為一個新的人民中國而奮斗!”
1946年夏天,西南聯合大學解散復員,李廣田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47年5月20日,平、津、滬的學生舉行反內戰、反飢餓、反壓迫的游行示威,他積極投身於革命洪流,與幾位教授肩並肩,手挽手,和進步學生一起,高呼“要吃飯,要和平,要自由”的口號,行進在隊伍的前列。慷慨激昂地發表斥責國民黨法西斯暴行的演說。5月21日《大公報》登載:“李廣田有疾惡如仇的精神,他的談鋒,他的筆,無一不指向黑暗、落后、腐敗的勢力﹔他們演講總是吸引不少的聽眾”。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國民黨黑名單上,受到了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通緝。但他毫不畏懼地表示:“決不退縮”。經過斗爭的鍛煉,他政治思想更成熟,革命立場更堅定了。
為形勢所迫,經朱自清的邀請,李廣田轉至清華大學任教。1948年李廣田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北平解放指日可待,黨指示他以教授的身份團結知識分子,保護學校。他不辭勞苦,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8月份的一天,一批軍警殺氣騰騰地闖入清華園抓捕進步師生,李廣田和幾位教授“陪同”反動軍警一起搜查。他們哪裡知道,此時的李廣田已是地下黨員,由劉仁同志經常與之聯系。此時,中共北系黨總支書記梁朋正在他家藏著,他是清華黨的地下工作者,是敵人要逮捕的名單中的一個。直到22日晚,敵人又大搜捕才轉移他處。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這座聞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清華園也獲得了新生。清華園門樓下貼出了大紅布告:“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名單:何東昌、屠守鍔、樊恭杰、李廣田……”李廣田任中文系主任,后升任副教務長。是年7月,他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理事,他寫完《哀悼朱自清先生》一文后,著手編輯《朱自清選集》、《聞一多選集》。還出版了長篇小說《引力》(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完成)。《引力》記述的是女教師夢華不甘心在淪陷區過亡國奴生活,歷盡艱險到大后方尋找丈夫孟堅,而孟堅在夢華到來之前卻到延安去了的事情。幾年間,相繼出版了散文集《金壇子》、《日邊隨筆》,文學短論《文學枝葉》、《文學書簡》、文藝評論《論文學教育》等。
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毛澤東主席親自簽署任命書,調李廣田任雲南大學校長兼黨組書記。他不講條件,不計較邊疆的艱苦,愉快地接受任務。他說:“我們做共產黨員的不去,誰去呢?”他身為校長,不論是作大會報告還是小會發言,一律自己起草講稿﹔為了青年教師的外語進修,他親自出題,主持考試。師生贊喻“廣田同志是用詩人的熱情來辦大學的。”他在自己《教育詩》中寫道:
請不要責怪我沒有創作,
我的創作很多很多,
我寫下了教育詩篇,
用了我們黨的教育政策。
…………
我的詩句多麼嘹亮,
我的篇幅多麼寬廣,
我的詩不能在詩刊上發表,
因為他容不下這樣的重量。
同年,李廣田兼任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56年當選為中共“八大”候補代表,列席了黨代會。
1958年大躍進開始,他滿懷激情地帶領師生參加“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積極投身於教育革命實踐中去,寫下了不少歌頌大好形勢的詩篇,后來結成《春城集》。但當看到“大躍進”中一些問題時,他毅然以共產黨員的責任感,直率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例如他看到學校勞動太多,嚴重影響教學質量時,他說:這樣下去會“把雲南大學辦成雲南小學”。他對當時的“大破資產階級法權”、“拔白旗”等整知識分子的運動表示不滿,說這是“用精神棍子打人,打在他們身上,疼在我的心上。”他責問歷史系主任:你們的偉大創舉是什麼?是叫剛入學的新生苦戰三晝夜,編三年級的世界史講義。這不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這叫誤人子弟,圖財害命!為此,他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受到降職處分,讓他去管伙食。
1961年,中央決定對他的問題進行甄別。但當他參加歷史系的一個黨員大會時,會上有的同志檢查自己沒有當好黨的馴服工具時,他脫口而出:“什麼工具,又不是桌椅板凳。”這句話又捅了漏子,不僅沒有得到甄別,反而被狠批了一通。他回到家,對女兒李岫說:“你看,爸活了半輩子,還沒學會說謊話。”
1962年,中央對李廣田的問題進行了甄別。他得以平反,心情舒暢,深感黨對他是信任的,又提筆整理了傣族傳說《一滴蜜》、長篇敘事詩《線秀》,用了半年時間,在認真研究原有版本的基礎上,整理修訂了撒尼族長詩《阿詩瑪》,並擔任《阿詩瑪》影片的文學顧問。還整理修訂了少數民族詩集《金花銀花獻給毛主席》,對民間文學的挖掘整理做出了顯著貢獻。《花潮》、《山色》、《或人日記抄》,這是他留下來的最后三篇散文。解放后的散文,數量不多,但歌頌什麼,反對什麼,方向明確,愛憎分明。代表作《花潮》則以火一樣的熱情描寫了人們到昆明圓通山看花的情景。“春光似海,盛世如花”的描寫是出自肺腑的,對祖國、對人民的歌頌和贊揚。李廣田留給人民,留給社會20余種著作,約200萬字。他的著作先后被日本、香港及東南亞國家翻譯成多種版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雲南日報》頭版頭條通欄大標題“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廣田”。此時,他本人還蒙在鼓裡,弄不清怎麼回事。他哪裡知道,江青早已點了他的名,“要干掉西南的幾個爛文人”!當時掌權者聲色俱厲地宣布:“你的問題已經定了性,是敵我矛盾!這次運動隻整你一個人,因為我們都不寫文章……。”李廣田很快被監禁:拷問、批斗、罰跪、拳打腳踢,圍著操場彎腰跑圈,脖子上用鐵絲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等,受盡了摧殘。被折磨的骨瘦如柴,體重隻有幾十斤。但他堅信“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他偷偷地對妻子王蘭馨說:“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哪知,1968年11月2日夜,李廣田被迫害致死。人們在昆明市郊區蓮花池裡發現了他傷痕累累的尸體。他滿臉是傷,腹中無水,頭部被重擊,脖子上有繩索勒的痕跡。當在旁的一位老人隨口說了句“真是水深火熱呵!”於是以“同情李廣田”罪被批斗、拷打。
1978年秋,李廣田10年沉冤得以昭雪。1982年5月,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王慶武)
(責任編輯:何流(實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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